提起中国政法系统的奠基人物，很多人未必能第一时间叫出这个名字——刘复之。但要把他的履历摊开来看，恐怕任何人都会心里一震：司法部长、公安部长、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，公检法司三大政法系统的掌门人他全干过，这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。
1917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一个华侨家庭，祖上行医，到父辈做了生意。家境殷实，本可以安安稳稳当个富家子弟，偏偏这个年轻人心里装的是家国天下。1937年他放弃在香港的安逸生活投身革命，北上延安，1938年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到延安以后，刘复之进了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，打下了一套扎实的理论功底。因为笔杆子硬、做事利索，他先后被派去给朱德、刘伯承、邓小平当秘书，随军转战太行山、冀南平原和晋察冀地区。在首长身边的两年多时间里，他接触到的不是寻常文牍，而是战略层面的军政事务，眼界和格局就此打开。
1941年起，刘复之调到八路军129师政治部锄奸部，任一科副科长、科长。锄奸这个活儿，是跟叛徒、汉奸、日伪特务刀尖上过日子的差事。他在太行山区的反＂扫荡＂中出生入死，靠着敏锐和果断，拿下了不少硬骨头，也在血火里锤炼出了一套自己的保卫工作经验。
抗战结束，解放战争接踵而至。刘复之先后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社会部和华北局社会部工作，还参与领导了山东阳谷的土地改革。从战场到农村基层，从安全保卫到群众动员，他的履历越攒越厚、能力越磨越硬。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刘复之被调入中央军委公安部。他从办公厅副主任干起，1953年升任办公厅主任，1964年晋升为公安部副部长。那一年他47岁，在新中国的部级干部中算是相当年轻的。按正常轨迹走下去，前面应该是一条坦途。
可命运从来不跟人讲道理。七十年代初，公安部内部发生了一件震动极大的事——时任部长李震离奇身亡，刘复之受到此案的牵连，被免除职务并遭到关押审讯。关押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，一度出现幻听幻视，处境之惨烈可想而知。
但有个细节格外让人动容——即便身处监房，他还在用炭化的火柴棍做学习笔记。这不是什么英雄叙事的装饰，而是一个人在至暗时刻仍然保有理性和信念的真实写照。换作大多数人，恐怕早就崩溃了。
这段暗无天日的日子持续了相当长时间。直到政治局势彻底扭转，刘复之才得以平反复出。复出之后，组织先安排他去了文化部当副部长，负责清理那个特殊年代留下的烂摊子。一个搞了半辈子公安保卫的人去管文化，听着不太搭界，但他照样把事情理得井井有条。
1979年前后，刘复之被重新拉回政法老本行，参与了刑法、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，并担任了中央政法委秘书长。那个时候整个司法体系几乎是从废墟上重新搭建，法官不够、检察官不够、法条也不够，什么都缺。他深度介入了这个重建过程，相当于给这栋楼打了一半的地基。
1982年4月，他出任司法部党组书记，同年5月兼任部长。到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筹办中国政法大学。这所大学是在北京政法学院和中央政法干校合并的基础上组建的，刘复之是第一任校长。虽然他兼任校长的时间不长，但起步阶段的方向和框架，都是他定的调。
更大的挑战来自1983年。这一年4月，66岁的刘复之出任公安部长兼党组书记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微妙的社会转型期——改革开放放活了经济，各类犯罪也在急剧抬头，抢劫、凶杀、强奸案件频发，老百姓怨声很大。
在公安部长任上，刘复之组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＂严打＂。他要求机关干部走出办公室、深入一线，作风非常强硬。三年严打确实打掉了一大批犯罪团伙，社会治安出现了明显好转。不过严打争议后来也不少，学界对＂从快从严＂的运动式做法有过反思。这是历史局限性，不宜用今天的法治标准去苛责四十多年前的决策者。
除了严打，他在公安部的几年还干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：推动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，推动中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。这两件事的意义，随着时间推移越看越大。
1988年4月，已经71岁的刘复之又接到新任命——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一个从公安系统过来的人掌管检察系统，外界多少有些意外。到任后他给自己定下＂安定团结，稳步前进＂八个字，风格不张扬，但推进得很扎实。
在检察长任上的五年，他做了几件开创性的事：把反贪污贿赂犯罪列为打击经济犯罪的首要任务，将经济检察厅改名为贪污贿赂检察厅；在全国设立专门反贪机构和举报中心；创办了《中国检察报》，筹建了国家检察官学院。他培养出的干部里，张思卿后来接了他的班当了检察长，肖扬后来当了最高法院院长。
1993年退休。刘复之这辈子，公安、司法、检察三大系统的一把手位子他全坐过，至今无人打破这个纪录。2013年8月25日，这位96岁的老人在北京病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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